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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决定论”已失去对中美关系的解释力，政治逻辑正在压倒经济逻辑。但为防止冲突恶化和失控，两国必须尽力将矛盾管控在经贸层面。

关于中美关系，在很多中国人中流行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是断言中国的经济发展招致美国全面打压，美国千方百计不想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要剥夺14亿中国人民的发展权；二是认为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可以防止两国关系的根本恶化。尽管这两种看法大相径庭，但都属于“经济决定论”。然而，前一种看法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40年间的迅猛发展，正是在美国建立和领导下的国际秩序框架内以及美国历届政府奉行对华“接触”政策前提下才得以实现的。没有尼克松访华开启的中美缓和，就不具备后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外部环境，部分人似乎忘记了“吃水不忘挖井人”的中国古训。而后一种看法，则无法解释当前中美博弈从经贸领域向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及军事安全领域）扩散并日渐升级的现实。事实上，“新冷战”的说法日益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导范式，中美双方对经贸合作未能实现各自战略目标都有强烈的挫败感。

在经济贸易、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三个因素中，如果仅仅是经济实力赶超美国，并不必然引发根本性的战略冲突，因为经贸往来具有双赢特征；反之，如果在地缘政治及意识形态上对美国构成双重挑战，即便经济实力不足，也会遭到全面打压，因为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抗本质上是零和博弈。所以，两大强权之间最根本的矛盾是基于经济实力的地缘政治（及军事安全）和意识形态竞争，而非经济贸易本身。如果没有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这两个维度的激烈博弈，中美可以实现双赢，一个繁荣的中国也并非美国完全不能接受的选项。

日本在1980年代与美国有经济摩擦，今天同样有。但日本与美国共享相同的价值观，在安全上依靠美国保护，因此这些摩擦属于正常的经济竞争，不会升级成为全面的战略冲突。被很多人有意无意地误读或夸大的“广场协议”，只是日本与美英法德这几个工业大国之间的一个经济协议，日本当时自己也有让日元升值的动机。欧盟作为一个超国家联合体，有统一的货币和部分共同经济政策，因而是一个经济强权。虽然美国与欧盟有经济摩擦，但同样属于正常的经济竞争，因为欧盟与美国有共同价值观，欧盟无意也无力挑战美国的地缘政治霸权。所谓“只要经济实力达到美国70%，必然遭到美国全面打压”，其实是带有强烈阴谋论色彩的论调，在中国社交媒体中广泛流行，对普通人有巨大影响。但这种论调把正常的经济竞争等同于根本战略冲突，经不起严谨的论证。“广场协议”已经过去了36年，今天的日本依然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而欧盟GDP总额已经达到美国70%，很多成员国的福利水平也超过美国，但美国仍然视日本和欧盟为坚定的盟友。沙特阿拉伯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作为一个君主专制国家，其意识形态与美国迥异。然而，沙特选择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坚定地缘政治盟友，所以对美国而言，沙特并没有构成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双重挑战。

与日本、欧盟和沙特情况不同的是，苏联、朝鲜、古巴、伊朗、1949-1972年间的中国以及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尽管经济实力不足，但都对美国构成了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双重挑战，从而引发严重战略冲突。苏联的经济总量，在高峰时期也不到美国的50%，而且其经济体系因与西方相对隔绝而不构成直接竞争，但这个“邪恶帝国”（里根语）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方面与美国分庭抗礼，因此美苏之间爆发了一场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同样地，在美国精英看来，在经历了4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之后，今天的中国已经放弃了邓小平宣称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基本国策，转而在外交上“奋发有为”。“一带一路”构成了对美国在亚洲和世界霸权的地缘政治挑战，新冠疫情后中国大力宣传拥有制度优势，又构成对美国的意识形态挑战，以至于拜登对世界面临“民主与专制的抉择”感到忧心忡忡。在2021年3月3日发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导方针》中，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明确指出，在美国的竞争者当中，只有中国有潜力综合运用经济、外交、军事与科技力量来持续挑战一个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美国务卿布林肯称，美国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就是美中关系。换言之，如果中国只是在经济方面挑战美国，那么就不会构成“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

很多中国人之所以信奉“经济决定论”，是基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逻辑，这是中国人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教育，深入骨髓。然而，按照复旦大学唐世平教授（他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拥有国际影响力的社会科学学者）的总结，社会科学有11种基本范式。马克思主义属于唯物范式和冲突范式，不能取代其他范式，不能解释复杂人类社会的所有现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许适用于国内政治，但并不一定适用于国际关系。对于现实主义者而言，权力（尤其是军事权力）才是国际关系中的硬通货，因为在一个无政府的国际丛林中，国家最根本的任务是追求生存和安全；而对于建构主义者而言，价值观、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或者领导人对国际关系的认知，才是一国对外战略和政策的决定因素；而自由主义者则持有“民主和平论”，即拥有共同价值观的民主国家之间不会爆发战争。因此，断言中国的经济发展是美国全面打压的根源，是一叶障目的片面理解。

同样地，中方把经贸利益看作对美关系的压舱石，美方企图通过经贸来促成中国政治经济模式更加自由化，均是一厢情愿的误判。最近有两个富有影响力的人物对中美关系进行了反思，一个是中国国际问题专家金灿荣，另一个是美国老资格的左派政治家桑德斯。金灿荣表示，以前中国认为靠经贸合作这个“压舱石”能够维持中美关系“斗而不破”。现在他承认这是幼稚的误判，因为政治、战略和价值观利益往往会压倒经贸利益。他把前者称之为高政治，后者称之为低政治，很多情况下高政治压倒低政治。的确，中国自己从来也是把国家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党的领导地位等政治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至少比经贸利益更重要。在中国悠久的王朝历史中，积累财富并不一定遭到统治者的猜忌，但意图谋反必然招来杀身灭族之祸。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看待对美关系的时候，中国曾长期认为只要双方之间有紧密的经贸往来，那么地缘政治方面的冲突和价值观上的对立也可以化解。美国方面，桑德斯参议员最近在著名的国际关系杂志《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华盛顿危险的对华新共识—不要发动另一场冷战”。他在这篇文章里批评了美国的建制派在过去几十年中不断犯下严重的战略错误。当初他们积极接纳中国，认为融入政策可以让中国变得更加民主化，可以帮助美国的经济增长。桑德斯称他当年就反对这一共识，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判。而今天中国的发展确实与美国的期望大相径庭，中国非但没有在政治经济模式上更加接近美国和西方，反而更加“极权”和“好斗”，构成对Pax Americana（美国治下和平）的严重挑战。如今，美国建制派正在形成对华新冷战的新共识，在桑德斯看来，这又是一个严重误判，战胜中国挑战不应通过新冷战的方式实现，更重要的是要加强美国国内民主，确保民主制度比威权制度更能满足人民需求。

由是观之，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经济决定论”已经失去对中美关系的解释力，政治逻辑正在压倒经济逻辑。但为了防止冲突恶化和失控，两国必须尽力将矛盾管控在经贸层面，不要升级到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军事安全层面，因为这是一条“零和博弈”的危险之路。也许中国的战略家现在已经认识到，美方不能容忍北京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挑战美国的领袖地位。最近，中国富有影响力的国际关系学者王缉思教授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章，强调美国需要尊重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领导，而中国需要尊重美国的国际领袖地位。王缉思教授的观点也得到了其美国同行的回应，两位学者（Evan S. Medeiros和Ashley J. Tellis）在《外交事务》撰文指出，美国应聚焦北京的行为，而非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为这不但不可行，而且很危险，无法得到美国盟友和伙伴的支持。的确，中美两国必须达成这样一个心照不宣的默契：在国际上，北京不能另起炉灶来挑战美国在二战后建立、西方主导的基于规则的自由国际秩序；同样地，华盛顿不应寻求对中国进行“政权更迭”。唯其如此，世界才能避免一场新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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